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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两位我敬爱的人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0-05-04)

    一个月间,两位我最敬爱的老师离我而去。4月12日零时,恩师方立教授病逝,刚刚68岁。5月1日八时二十分,社科院语言所的赵世开教授病逝,享年83岁。我很伤心。

我和方师

    我虽然本科在北语完成,但那时方师并没有给我们这届上课。我是79年入学,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许多北语的老师都在忙着给77、78级的师兄师姐上课,顾不上我们这拨。

    不过在系里经常见到方师,印象最深的是80年L G Alexander到北语讲学,记得他一共讲了十讲,那是一个隆重的活动,也有一些北外的老师赶来参加。当时北语全程录像,后来又由几位老师整理成书,作为《英语教学十讲》出版。

    那次的讲座方师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方师头发少,那时就不多了,现在想想那年他才三十多岁,可谓“聪明绝顶”。我们班有的同学说“那个老头听的真认真啊”,我说“那位老师也就三四十岁吧”,这个印象很深。

    再次见到方师是很多年以后了,好像是90年前后,我去北语办事,在外语系的楼里见到他,他听说我是北语毕业的,热情地叫我到他办公室坐坐,聊了一会儿,听说我搞语言学,就询问我都做些什么方面的研究,我说主要是音系学和乔姆斯基句法,他很高兴,说了一会话,从此就联系比较多了。

    因为很近,我时常到他家聊天,第一次他给我讲了许多形式语言学的进展情况,我听得头大。后来有意看了方师的文章和著作,又看了几本《离散数学》,告诉他我看了四本离散数学,基本上都是看到第三章就看不下去了,他说他看过九本才弄明白逻辑语义学和形式语言学是怎么回事,他送给我《数理语言学》和《形式语义学》两本书,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只是看懂了前面几章。

    老师知道我比较喜欢语音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90年我和刘润清老师专门讨论过一次,考虑到我在英国读研时学过的东西,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语界的形势,刘师建议我还是在语音方面发展,因为当时外语界研究语音的人很少(现在也是),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重视。方师后来就叫我给他的学生讲语音学和音系学。1999年方师开始招博士,2001年下决心考博,形势逼迫没有办法,不读不行。考上后,方师并未强迫我跟他钻研语义学,而是任由我自己发展,做音系方面的研究。

    方师在学术上善于钻研,这是语言学界有目共睹的。他从讲师直升为教授,主要是许国璋大师对他所作的研究非常的佩服。那时许老是北京市职称评委会主席,方师本来申报的是副教授,结果批回来的是破格晋升教授,在北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师所作的研究,是语言学界同辈人中很少能够跟得上的,原因是乔姆斯基和他的学生,都有着比较好的数学和西方哲学的功底,而我们国家的文科毕业生往往在这方面是弱项。我就是因为当初数学不够好才选择的学习外语专业,否则我就去学计算机了。国内做同类研究的人不多,他又是很受瞩目的人物,所谓“高处不胜寒”啊,但他在学术上的“孤独”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好在恩师的弟子中有不少一直坚持着形式语言学的研究,也算是恩师的一个安慰。

2004年6月

我和赵师

    赵世开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和刘涌泉先生合著的《英汉语言学词汇》,1983年他的《现代语言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是文革后最早向国人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

    我是1990年在北大开的一次国外语言学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这位景仰已久的语言学界大腕,他对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比较感兴趣,主动和我交谈,并留了电话地址,邀我去他家做客。我那时不到30岁,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主动叫我和他联系实在是受宠若惊,没过多久就真的去他家拜访他了。

    他那时一个人,住在塔院的社科院宿舍,我住在林大,距离不远,也是单着,所以就时不时骑上车去他家玩,向他请教。他人很随和,对年青人非常热情,于是我们这对忘年交,一下就是二十年。

    那时他六十多岁,自信自己很年轻,第一次就跟我讨论怎么称呼他。他说,我最怕人家叫我“老先生”,“先生”我也不喜欢,你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否则你就别来了,你想好怎么叫我吧。我问那您喜欢别人怎么叫呢?他说:我喜欢别人叫我“世开”,但没人敢这么叫,或者你叫我的英文名Danny吧,外国人就没老没幼的这么叫,你留过学的,应该能叫的出来。我说,不行,我叫不出来,咱还是按中国的习惯吧,折衷一下,我就叫您赵老师,叫您一声老师,您不会觉得别扭吧,反正我们大学里都是叫老师的。他想了想说,这个行,我听着不别扭。从此我就叫他赵老师。

    赵老师做人很低调,乐于提携晚辈,从不轻易打击晚辈,他说应该鼓励上进的年青人,可以指出他们的不足,但不要轻易打击他们。他为人很绅士,无论在家接待客人还是外出讲学都是精心打扮,西装革履,他认为这样能够表达对别人的尊重。我打电话问候他时,他都会说“谢谢你打电话”。

    有一次我把写的一篇很幼稚的论文给他看,说是我学习祝畹瑾先生《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后试着写的,想发表在学校学报的社会科学专集里,请他写个评语。此前我没接触过社会语言学,因为要给该书写个书评,就仔细读了,然后自己试着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体会了一下,才动手写的书评,后来那篇书评很受读者的重视。他看了我的习作后说,我可以给你写,以后你多做些研究,写多了就可以出版个人的论文专集,不过到时像这样的文章就不要放进去了。我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他搬到方庄的新房,虽然距离远了,我还是要过年过节的去看他。后来他又结婚了,师母人很好,自己有工作,但对赵老师照顾的很好,对我也很好。

    我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很重,所以在研究方面做得就少些,他一直觉得很可惜,每次去看他都告诫我要多抽时间做些科研。

    去年春天,乘着老师精神还好,我带他去鹫峰看梅花,许久没有到外面逛逛的他那天很兴奋,来回三个多小时车程,在梅园溜达了一个小时,他真饿了,中午吃了好多,我很担心他受不了,因为他是胃癌晚期啊!回到方庄已经两点多了,晚上赶紧打电话给他,他说很高兴,回去睡了一会儿,很精神。

    他跟我的导师方立先生私交甚好。师父去年生病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第一件事都是问“老方怎样”,有一次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询问方师的病情。今年年初,几个师妹中期考核,师父邀请他担任考核组成员,当时他已经病重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我知道,他是想跟方师再见上一面啊。

    赵老师走了,我终于可以叫他一声先生,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不会怪我的。

2009年4月